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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如何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
作者:地化所支社  匡耀求    学习研究来源:地化所支社    点击数:6599    更新时间:2006-10-10

最近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一篇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的文章中对电影《东京审判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,并大肆诋毁法官梅汝璈的人格,《南方都市报》居然还以“如何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”为题推荐这篇文章的观点。看了《东京审判》这部电影后,对照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的批评,我来谈点看法。

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说:“电影一开始,梅汝璈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10位法官,争取所谓中国法官的座次,人或以先生为民族英雄,我却为他丧尽法官的尊严而悲哀。在我看来,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。”可是我从电影中看到的是,梅汝璈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完全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,这次审判不是圆桌会议,座次是明摆着的,法官座次的排定应该有一个规矩,这次东京审判并不是走过场,不是要以现代方式为复仇凭添一层光环,而是要以法律为依据,给迫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。因此审判的程序、法官的座次都应该有明确的规矩,都应该体现公正。梅汝璈对占领军最高首脑安排的座次提出不同意见,就是感觉到座次的排序缺乏规矩,所以坚持要有一个规矩。假如梅汝璈仅仅是为了民族尊严而争座次,他争得上吗?这个细节表明梅汝璈不畏强权,完全是一个骨子里的法律人,不愧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,而不是走过场、和稀泥的或者拿原则做交易。当然,我相信,把这个故事解读为梅汝璈的民族气节完全是后人出于政治原因,与梅汝璈本人无关。

 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说:“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,60年前的法官梅汝璈如此,今天的导演高群书亦如此。”“电影中梅汝璈坚持死刑的那一番辩论,幼稚得相当于一个法学院本科生的水平。以中国为中心、以‘我们受害最深’为中心,使这部电影在关乎‘东京审判’的史实上,也狭隘得令人羞愧。”其实在电影《东京审判》里梅汝璈说得非常清楚,人类文明需要扬善抑恶,人权宣言和宗教都是扬善的,抑恶却需要靠法律,惩罚犯罪也需要法律,如果法律也按人权和宗教的原则对罪恶不加惩处和抑制,世界还会有公平和正义吗?虽然战争已经结束,日本已经战败,但是电影中多处画面反映出,日本军国主义没有灭亡,罪恶还在蔓延,日本军国主义还在残害生命。法律必须发挥其抑恶的作用。11名法官无记名投票,最后是65的结果决定以死刑作为惩罚。这应该说是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。假如这些赞成死刑的法官是被梅汝璈说服的,那也要相信这些法官分辨是非的能力,毕竟梅汝璈没有与他们做任何交易的条件和实力。这些法官也不至于被一个“幼稚得相当于一个法学院本科生的水平”的中国法官所说服吧!是谁狭隘?是谁该羞愧?是谁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?

当然,对抑制和惩罚罪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,与对罪恶的感受深浅及有没有感受有密切的关系,这就是为什么11名法官无记名投票,最后只有6名法官赞成死刑作为惩罚的重要原因。假如让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的作者去投票,他肯定会反对死刑的,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难。梅汝璈把我们受害的情况告诉各位法官有什么不可以吗?你不想知道这些情况是你的自由,可是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想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。

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多次强调梅汝璈对合议庭及其庭长的不尊重,在我看来恐怕是该文作者一相情愿的理解而已,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也许可以理解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,法官坚持原则对合议庭及其庭长表示不同意见,也叫不尊重吗?我相信梅汝璈正是由于坚持原则,敢于表达意见而赢得了合议庭及其庭长对他的尊重。如果梅汝璈和其他法官都只顾尊重庭长的意见(实际上是占领军最高首脑的意见),那么这个法庭就是走过场而已,有什么公正可言呢?在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作者的眼里,占领军最高首脑的意见是必须绝对尊重的,所以最近在美军占领的伊拉克法庭里,一位法庭的庭长仅仅是表达了“萨达姆不是独裁者”的看法就被撤职这样的现象在他看来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一文强调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的区别,让人以为纽伦堡审判没有判处战犯极刑,其实也是作者不了解事实而已,根据纽伦堡审判的判决,“判处以下12人绞刑:赫尔曼•戈林,纳粹政权第2号人物,航空总监,普鲁士总理,陆军将军,德国4年计划全权执行人,‘帝国元帅’,希特勒‘全权继承人’。约翰•里宾特洛普,外交部长。威廉•凯特尔,德国陆军将领,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。恩斯特•卡尔滕布龙纳,德国保安总局局长。阿尔弗雷德•罗森堡,‘纳粹思想家’,纳粹刊物主编,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。汉斯•弗兰克,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导人,波兰占领区总督。威廉•弗利克,内政部长,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,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‘保护长官’。尤利马斯•施特莱歇尔,反犹刊物《前锋报》主编。阿尔弗雷德•约德尔,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,作战处处长。弗里茨•绍克尔,冲锋队和党卫队将军,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。赛斯•英夸特,驻奥总督,德国驻荷占领区长官。马丁•鲍曼,希特勒秘书。罗伯特•莱伊,德国劳动战线和纳粹党组织负责人。”真正不同的是,德国纳粹政权的1号人物希特勒意识到末日来临,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而日本天皇却通过交易保存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。

40年前的美国电影《纽伦堡审判》中有一个镜头,美国法官杰克逊在纽伦堡预备用作法庭的正义宫中,发现德国人在法官椅的背后也镌刻着《摩西十诫》。可是在日本却有一个靖国神社,里面供奉着那些甲级战犯的亡灵。

东京审判的意义在于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有罪而且应当受到惩罚。本文行将结束时我还是想引用“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”中的一段话,“这场审判不是战胜国的舞台,不是依据某个国家的法律,而是依据那高于一切人间法律的法则。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,使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,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,即法治与人权的全球化。”但是我要强调的是,这里也有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贡献。

至于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否因为梅汝璈的表现而受到影响,日本新首任相安倍晋三102日在国会众议院回答有关历史问题的质询时也说:“日本根据《旧金山和约》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,日本不应对审判结果表示异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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